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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赌博的流变
当人类的功利意识开始萌动的时候,赌博也就应运而生。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往往就是赌博较早出现的国家。大约在公元前 3000年,伊拉克和印度就出现了掷骰子的赌博游戏。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在这方面也不甘人后。中国古代最早的博戏——“六博”,相传就出于夏朝末期乌曹之手。由此算来,赌博游戏在中国也有3500余年的历史了。 
  乌曹有无其人,是否作博,不可尽信。商代的博戏,至少在上流社会是存在的。周朝流行斗鸡博戏。据《列子·黄帝篇》说,周宣王非常喜好斗鸡,对养鸡斗鸡颇为精通。春秋战国时期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尤其是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,赌博活动已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地区流行开来。在上流社会,从国君侯王到一般豪富,都嗜好博戏。鲁昭公二十五年(公元前 517年),鲁国国内曾经发生过一场内乱,其起因之一便是源于赌博,斗鸡过程中季平子先破坏了游戏规则,“介其鸡”,即以革为其鸡作甲,郤昭伯以牙还牙,“为之金距”,即用铁包裹鸡脚,因而引起季氏恼怒,导致一场内乱爆发(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)。宋国君王闵公(泯公)更因与人博戏,发生争执而身亡于局盘之下。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记载说,闵公与大夫南宫万外出狩猎时作六博戏,赌博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,闵公情急之时,当众揭了南宫万曾作过鲁国俘虏的短,南宫万一怒之下,举起六博盘砸死闵公,酿成一场大祸。据史籍记载,大梁一姓虞的富豪不但自己嗜好博戏,而且每日在家临街的楼上开设博局招赌,四方赌徒闻风而来。如果有人击博射中,众人争相喝彩,好不热闹(《列子·说符》)。 
  战国时期的齐国盛行跑马赌博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曾记述孙膑帮助齐国名将田忌智胜对手,赢得千金的故事。孙膑运智帮助田忌跑马场上赢千金,历来史家都传为美谈。而战国“四公子”之一的信陵君与魏王博戏时,得到边塞战报不惊慌,镇定自若,继续行博也是一段千古佳话。先秦时期,赌博不仅在上流社会中盛行,一般百姓,亦喜此戏。《庄子》曾经讲过这样一则故事:两个仆人一起去放羊,结果将羊弄丢了。主人问他们放羊时干什么去了,男仆说他当时正在读书,童仆则说他玩掷骰子赌博游戏去了。 (参见《庄子·骈拇》:“臧与谷二人相与放羊而俱亡其羊。问臧奚事,则挟策读书,问谷奚事,则博塞以游。二人者事业不同,其于亡羊均也。”引自陈鼓应注译《庄子今注今译》,中华书局,1983年5月第1版) 
  当时许多国家的都城,嗜赌若狂,赌风炽盛:“闫闾之会,男女杂坐,行酒稽留,六博投壶,相引为曹。” ( 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 ) 齐国的国都临淄“甚富而实,其民无不吹竽鼓瑟,弹琴击筑,斗鸡走狗,六博蹋鞠” ( 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 ) 。这一时期博戏种类已趋多样化,在出土文物中发现当时(约公元前 600 年左右)的立方体骰子。斗鸡、走犬(跑狗)、六博、奕棋、投壶竞相出现,不一而足。
 

走向社会化:晚清赌博概观

  晚清赌博不仅赌风之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,而且在诸多方面显示出这一时期所独有的时代特色。其中尤为明显的便是赌博形式的多样化。既有古代博戏的沿袭,又代有创制;既有西方输入的洋玩意,又有一些不中不西、中西合璧的新花样。从叶子、牌九到押宝、番摊;从花会、山票、铺票、白鸽票到闱姓、吕宋发财票;从赛马、跑狗、回力球到扑克牌、轮盘赌、吃角子老虎机,还有风靡华夏、远播异域、历久不衰的麻将。在上述诸种赌博中,尤以麻将最为大众化,可谓雅俗共赏,老少同乐,妇孺皆知,致有所谓“国赌”之誉。而西方赌技的传入并流行于上海、天津、汉口等大城市,更给传统的赌博注入新的活力。晚清从道光中期到宣统逊位,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新创了如此之多的赌博形式,且汇古今中西为一炉,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“杂赌”奇观,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。总括起来,晚清赌博诸形式有两大特点:其一,晚清上述诸种赌博受西方赌技影响较大,偏离了博的原有故道,而一味朝赌的方向发展,古代赌博除了图财谋利外,一般还讲究博的愉悦。博除了机会运气外,还需较智伐谋,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可供依凭。而晚清上述诸赌博则缺少这种博的游戏过程,人们参赌的目的只有一个——中彩。第二,传统赌博形式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,基本上是小规模的,往往在一室之内、方寸之间进行,局盘、叶格的有限空间限制了参赌的人数。这与农业社会中以家庭为中心,人际交往有限,社会组织松散不无关系。而晚清赌博有不少形式如闱姓、花会、山票等则是有组织的、大规模状态下进行的,赌局内部组织严密,分工很细,各司其职,赌客不必到赌场就能参加赌博,赌局(庄家)与赌徒之间因此拉开了距离。可以这样说,传统赌博是家庭型、分散化的;晚清赌博则是社会性、集中化的。这一特点不仅反应在赌博形式上,在其他方面更有明显表现,这就是职业化与社会化。 
  晚清开赌设局职业化现象的出现,正是近代城市化和城市生活近代化一个特殊的畸型的产物。在近代城市化较为发达的地区(如沿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一带)和城市近代化进展较快的城市(如广州、上海、天津、汉口),赌博职业化现象都较为普遍。尤其是广州,由于清廷地方当局大开赌禁,公开招商承办赌馆、票局,于是就有不少商人出来承包赌博业,广州也因此形成了一个类似西方经营娱乐业的特殊商人阶层——赌商阶层。这既是一种社会病,更主要的是一种城市病。尤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表现得特别明显。 
  晚清开赌设局职业化与赌博形式集中化、规模化有关。由于白鸽票、山票、铺票、花会、闱姓等赌博一般都要有组织、大规模进行,因此,在这些赌博形式中产生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职业化赌博集团。以花会为例,在花会盛行的地方如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天津、上海等地,都有靠经营花会票局而牟利的赌博集团。上海花会总会先设于南市猛将堂,后来几经搬迁,曾迁到北市的华记路等处,最后定址于虹口的庄源大。花会内部组织严密,分工很细,由护筒、开筒、写票、收洋、看洋、巡风、更夫(报钟点之人)、稽查等人员组成,一般少则三五十人,多则百人以上,此外还雇有招徕赌客的职业跑腿“航船”。据不完全统计,当时上海这类“航船”共有四百五十余人。“航船”抽取赌注十分之一和在所拉客中有赌赢者之彩金中取三十分之一。福建的一些花会票局以股份制形式集资组成,出资最多的股东被推为厂主,“其资本约一千余圆,尚有后备金数千圆。股东至多,凡十余股,股亦不限额,惟以最多者为厂主。复聘花会中之老手及经验最富者为之辅。而厂外则又有所设风桌十数张,资本多者,亦数十百金。” (《清稗类钞·赌博》) 
  闱姓赌博是晚清开赌设局职业化的典型例证。广东的闱姓是由紫山村机房中人“斗彩”博戏发展到有组织的职业性票局,后来还得到地方政府批准。光绪十一年( 1885 )四月二十日,两广总督张之洞上《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》,呈请清廷弛禁闱姓,并招商承办,“包商缴饷”,逐渐形成为有一整套管理制度的经济实体化的赌博专业组织。一些闱姓大赌商不仅在赌徒中呼风唤雨,而且通过明(缴饷)暗(贿赂)两条途径,一度操纵科举考试,左右地方政治和经济。

泛滥成灾的民国赌潮

  我们之所以说民国赌博是“泛滥成灾”,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。一是民国时期短短四十年间赌风甚炽,狂潮迭起;二是自晚清以来赌博职业化、社会化趋势愈演愈烈,赌场遍设,为历代所鲜见。 
  民国赌博的演化大致分为三个大的段落。民初至 2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,大革命时期对赌博冲击很大,赌风蔓延之势有所收敛;2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为第二个段落,抗战前全国赌博活动十分猖獗,抗战时期日伪沦陷区不仅延续,而且有日益加剧之势;40年代后期为第三个段落,在极为混乱的社会环境中,赌博活动乘隙生长,不过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,“国统区”日益缩小,全国性赌博狂潮终成强弩之末,逐渐消歇。 
  民初赌风炽烈与大大小小的军阀不无关系。首先,许多军阀本身便是嗜赌如命的大赌棍,其行为本身为社会赌博风行起了示范和推波助澜的作用,如“辫帅”张勋、奉系头目张作霖、桂系首领陆荣廷、山东督军张宗昌等都是名噪一时、赌品极坏的赌场无赖。而张宗昌“狗肉将军”的绰号就直接来源于赌博。“吃狗肉”原为广东赌场上的一句隐语,广东人把“九”读成“狗”,“天九”便读成“天狗”,推牌九,读起来就成了“吃狗肉”。由于张宗昌在各种赌博中特别嗜好称之为“武赌”的推牌九,有一段时间常常在北京与广东来的一些军阀、议员们赌牌九,因此便获得“狗肉将军”的“雅号”。其次,军阀们不仅自己嗜好赌博,而且往往大开赌禁,借赌博来达到平衡矛盾、筹措军饷、中饱私囊的可耻目的,使本来就难以扼止的赌风更是如火如荼,日盛一日。 
  上海,历来是冒险家的乐园,民初,中外赌客纷至沓来,东西赌技荟萃于斯,赌博业更显畸型繁荣。传统赌博如麻将、牌九、花会继续发展,其中花会在 1924年至1930年达到鼎盛。1923年至1925年间又时兴一股“诗迷赌博”,卷入者甚众。20年代末,外帮、本帮流氓相继开设名目繁多的赌场,富商巨贾、洋行买办兴办各类“总会”,官僚显贵的公馆赌博也风行一时,输赢辄万,远胜于正规赌场,而赛马、跑狗、回力球、轮盘赌、吃角子老虎机等西方赌博方式也大量输入上海,引发国人新一轮嗜赌狂潮。 
  天津,地处京畿要津,为满清遗老、皇室贵胄、民国下野军阀、政客的退隐之所,这些人将在朝时收刮来的民脂民膏在天津广购楼宇,以“高级寓公”的身份终日吃酒斗牌,一掷千金。据有关资料记载,本帮人物潘子欣精于赌术,经常与他来往赌博的人如张弧(字岱松)、王克敏(字叔鲁)、李宣威(字律阁)(均为北洋政客——引者注)和清贵族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搏、载抡以及荣禄儿子良揆等人。在第一次欧战时,德国人撤退,他廉价购到英租界马场道花园别墅楼房一所,这个住宅后来就为他们经常聚赌的处所 (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[第二十四辑],天津人民出版社,1983年7月)。 
  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张弧,一次在天津同文俱乐部推牌九,一晚上输掉 6万元仍镇定自若,嘴叼雪茄,谈笑如常;奉系的北京市长周大文赌掉两座楼房后,仍照赌不误,都是官僚政客豪赌的典型例证。 
  在武汉和湖北,当时的湖北督军表面禁赌捉赌,暗地里则怂恿下属官吏赌博,上行下效,全省各级官吏聚赌成风,城乡赌博活动十分猖獗。地处武汉近郊的汉阳县农村,便出现了专业性赌场,一些流氓、赌棍以赌博为生,逐步形成官赌勾结、狼狈为奸的腐败风气 ( 《汉阳县志》武汉出版社, 1990 年 ) 。黄冈县的许多村湾集镇,随处可见或固定、或活动的赌场,参与赌博者除流氓地痞外,乡绅、商人、农民亦多有卷入,地方政府及乡保屡禁不止,成为社会一大恶疽 ( 参见余彦文《鄂东风俗志稿》,黄冈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印行 ) 。地处鄂东南山区的通山县,每年春节期间,沿街摆设几十张桌子,公开进行掷骰子、赌铜钱、推牌九等赌博,相沿成习,危害甚烈,直至 1927 年大革命时方罢 ( 朱明《忆通山县的大革命》,《湖北文史资料》 1987 年第 48 号 ) 。
 

2014年01月26日 09:06:43   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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